美国和中国社会现状对比

最近看到一些文字和评论，论到有关中国政府体制的不合理性。这是一个极大的话题，很难综合评论，只能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。

就政府管理这一具体层面而言，从政府工作效率来看，尽管中国机构臃肿，其效率仍高于美国政府。

具体数据可以说明：中国政府明面上的财政税收约为18万亿元人民币（约2.8万亿美元），占GDP的15%；而美国各级政府的明面财政税收超过10万亿美元，占GDP的33%。

换言之，美国全社会的税收占比是中国的两倍以上（注意是占比，不是总数，所以更有可比性）。

在美国，领取政府薪水的工作人员接近2000万人，占总就业人口的1/9（即每9个就业人员中有一人领取政府薪水），这一比例与中国大致相当。因此如果说政府机构臃肿，中美之间不分仲伯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既然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与中国相近，为何其财政税收占GDP的比例却超过中国两倍以上？超出的那一倍的钱都哪去了？

这里有好几个因素需要考虑到。

首先，上述数据仅指明面上的税收。实际上，中国经济和社会还承担着一种隐性的、表面不可见的税收——腐败。虽然缺乏精确估计，但若将腐败成本计入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总体税负可能与美国相当，即约为GDP的1/3。

鉴于中国明面税收仅占GDP的15%，这意味着“腐败成本” 约占GDP的18%。但是注意这里的 “腐败” 是广义的也是概括性的，不仅仅包括平常大家所知道的官员贪污，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但无论如何，既然美国税收占GDP的比例是中国的两倍多，而政府雇员比例又相当，那么美国多的钱都花在哪里了？

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更为关键：美国政府的税收除了支付政府人员工资以及国防外，大部分用于各样社会福利；而中国的政府税收（包括明面和隐性的），除支付公务人员工资和国防外，主要用于下面两个方面：一是政府再投资（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产业政策支持），二是腐败层面的消耗。注意这里是一个矛盾体，一个正面，一个负面。

先说后者，即腐败，多害少利。这一点比较简单明确，在此不赘述。

再看前者，即政府再投资，在过去40年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红利，尤其是在基础建设方面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但不幸的是，过度强调国家整体发展和国际竞争力，导致中国经济难以突破“投资驱动型经济”的桎梏，因其无法有效提升国内大众消费能力，也未能培育真正的中产阶级。这是经济学规律的必然结果。

这方面，懂得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包括 Michael Pettis 有极其透彻的论述。可惜中国社会，从政府高层到经济学界，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，以为仅靠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就能实现经济的无限发展。如今，这一因素的正面效应已大幅减弱，对中国大众未来生活的益处远不及过去40年。

“国富民强” 是一个美丽的说法，但其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，更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资本（moral capital）。 一个从国家政府到企业主过度贪心的社会，必然会对社会中低层深度剥削，所带来的最多只能是一个 “国强民穷” 的矛盾社会，而不是国富民强。

而相对之下，美国整体社会过去250年，尤其是1990年之前，比较均衡发达。虽然有严重的贫富差别，但是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。这不仅和美国的政治制度有关，更重要的是与美国基督教价值观和文化有关。传统上，美国社会强调博爱并尊重人性和个人价值。这种社会环境不仅充分鼓励创新，也相对尊重大众劳动价值，因此是造就强大中产阶级的根本基础。

不过，反过来看，美国政府当今在个人社会福利上的巨额投入，其社会效益真的那么显著吗？

回顾美国历史，其制度优越性曾远超其他国家，这一点是事实。然而，这种优越性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迅速下降，原因在于美国文化的堕落。文化堕落一方面表现为美国人变得愈发自私（并非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自私，而是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明显越来越自私）；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傲慢与腐败日益加剧。这种腐败不是简单制度的腐败，而是人性的腐败。

比如，过去多年，美国每年平均浪费在无效的个人福利上的资金超过1万亿美元，疫情期间甚至一年超过5万亿美元。这些资金虽未被贪官侵吞，却在美国人的自私与傲慢腐败中被浪费，不仅未能为社会和经济带来益处，反而加速了美国社会文化的堕落。

因此，断定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更优绝非一个简单问题。不同社会和制度确实存在相对优劣之分。然而，美国建国初期，像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的先贤清楚认识到，政治体制只是人性（humanity）之树结出的果实，而健康人性的根基在于信仰——不是任何信仰，而是对创造世界之真神的信仰，其核心是 “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”。

愿所有追寻真信仰——即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——的人们，无论是美国人、中国人，还是全球所有人，都能早日觉醒。